解放思想，从哪里杀出一条血路来（下）

       工业短腿：20年之痛

　　张家界以旅游立市，但富民强市的关键还得看新型工业化。湖南省提出的“一化三基”战略(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强三个基础，即加强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基础工作)符合张家界的基本市情，是张家界走出“20年之痛”的根本路径，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性关口上，张家界的解放思想运动应当成为“一化三基”的新推手、新动力，在思想观念的碰撞、正反事例的对比中，进行一场深刻的反思与前瞻。

　　旅游人次能取代GDP吗

　　“到底要不要发展工业”，没有一个城市会把这个问题当成一个“问题”来争论，但在张家界，这就是一个问题，并且一争就是20年。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张家界深藏在骨子深处的“工业自卑”情结，更远地看，是张家界中心城市的“缺位之痛”。

　　“生态”是美丽的梦，也是致命的蛊，“旅游富市”作为一个巨大的观念误区已经存活了20年!

　　旅游立市的张家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强市富民”的基本诉求点放在了“旅游”上面，直到2009年3月26日，在张家界推进新型工业工作会议上，市长赵小明仍需花费大量时间来强调“开一个统一思想的会”、“进一步统一思想，真正把工业作为我们市里面调结构的重点。”“真正使工业在张家界市兴起。”

　　《南风窗》杂志曾经作过一次极具想象力的“虚拟访谈”，访谈对象是《文明与冲突》的作者亨廷顿。虚拟的亨廷顿谈了一个基本观点：在中国这样的威权制社会中，由于程序合法性缺失，政府的唯一合法性来自于政绩，于是GDP就被各级政府追捧,成为证明自身合法性的有力证据。且不论这一观点是否中肯，按照这个“亨廷顿”的说法，张家界也得夸耀GDP，但张家界的GDP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不足以担当起建构地方政府合法性的有力工具,张家界地方政府要证明自身的高效率、合法性，还需另辟蹊径,“旅游人次”就在这样的考量中取代了GDP的功效。这是一个便于操作的合化性源泉，由于国家统计局等相关部门没有将“旅游人次”纳入硬性考核标准，没有建立一个严格、规范的统计学方法体系。中国的各个旅游城市都能以“个性化”原则量身定制自己的“旅游人次统计学”。2007年，张家界旅游人次按照自己的计量方法直逼1900万大关，这是一个骄人的成就，将黄山、桂林等老牌景区远远地甩在了身后，有力地证明了自身的合法性。

　　回过头看张家界的GDP结构：2008年，三二一产业依次为58.1：24.7：17.2。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吉首大学经济学教授刘经慈说，“明白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穷的地方”。没有工业的支撑，GDP总量无法放大，所以旅游业能占据一个很大的比重。

　　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工业化。但在张家界建市之初，部分省市领导认为，张家界是一个旅游城市，不宜大规模发展工业。这一观点直接导致张家界工业发展缓慢，直到今天，“张家界不宜发展工业”的观点仍然具有相当的根基。

　　1998年，有张家界官员委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编写了一本关于张家界发展研究的小册子，该文重点引用《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未来学家托夫勒的观点，认为张家界可以走出一条超越式的发展道路，跃过工业文明阶段，直接过渡到更高一级的生态文明阶段。该书出来后，因为观点与现实脱钩，而被弃置一旁。这本书的编写与刊印，从一个局部反映了部分张家界人希望越过工业发展阶段的善良、天真的心理。

　　泸溪县的奇迹

　　在张家界各区县与湘西区域兄弟城市的比较中，泸溪县是最让人震惊的一个。

　　2008年，泸溪县财政收入突破2亿元大关，增速高达36%。这一年，永定区的财政收入是1.63亿，此前一年，永定区的地方财政收入刚刚突破一个亿。

　　2009年2月，富起来的泸溪县一次性地为全县各乡镇配发公务用车;紧接着拿出600万元，重奖经济建设功臣，该县金瑞公司董事长张克金获得奖金42万元。这些不像是一个县可以干得了的事，更不像是湘西州的一个小县城可以办得了的事，但泸溪县就这样做了。2008年，张家界市也举办了一场建设功臣表彰大会，建市20周年来的20名建设功臣各获奖金2万元，7位特别贡献获得者的奖金是5万。一个县和一个市，20年期的建设功臣和1年期的建设功臣，张家界与泸溪的差距不言而喻。

　　泸溪县的奇迹在于8个字：“工业强县，产业富民”。泸溪县没有旅游可以发展，它的经济主体是工业，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靠工业。该县工业园入园企业53家，其中500万元以上的规模工业企业38家，产值达5000万元的企业6家，产值过亿元的企业有5家。来源于骨干工业企业的税收，为泸溪县财政总收入作出的贡献值高达72%以上，这就是工业的力量，是泸溪县坚定实施“工业强县，产业富民”这一工业化路径结出的硕果。2008年，泸溪县第三次进入“全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位居第49位，并被评为“全国最具区域带动力中小城市百强”之一。

笔者编制了一张永定区与泸溪县、慈利县与石门县地方财政收入对照表：

　　1998年，肖征龙调离张家界时，曾在《张家界日报》上报表了一篇文章，文中坦陈了他10年主政张家界留下的三大遗憾，其中之一就是“工业短腿没有拉长。”

　　这不是肖征龙一个人的痛。

　　此后10年，从1998到2008，张家界一直沉陷在这个巨大的“短腿”遗憾当中。

　　2009年3月26日，在全市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工作会议上，赵小明市长说：“中央讲不以GDP论英雄是从全国的态势来说，但是作为后发地区，没有一定的GDP哪来的财政?没有财政，打造世界旅游精品这个总目标，我们怎么能够给它提供支撑?”

　　2008年，张家界生产总值183.9亿元，财政总收入13.3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一般预算收入)9.5亿元，不足10亿。将这各项数据与黄山市相比，可以看到，人口、面积、建市时间与张家界相当的黄山市，在综合实力方面要领先张家界一大截，张家界在“旅游人次”上对黄山的超越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与黄山相比，张家界的财政收入只有黄山市的一半，张家界的“短”就短在工业上，短在GDP总量上。早在13年前，黄山市就将工业作为经济的主要支撑点。张家界工业短腿之痛首先是表现在思想观念上。同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城市，在工业上，我们比黄山短了13年。直到现在，赵小明市长在各种相关会议上，仍需耗费大量时间来解释和强调发展工业的重要意义。

　　张家界以旅游立市，但富民强市的关键还得看新型工业化。湖南省提出的“一化三基”战略(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强三个基础，即加强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基础工作)符合张家界的基本市情，是张家界走出“20年之痛”的根本路径，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性关口上，张家界的解放思想运动应当成为“一化三基”的新推手、新动力，在思想观念的碰撞、正反事例的对比中，进行一场深刻的反思与前瞻。

　　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央巨亿资金力保增长，湖南以“弯道超车”高调崛起，在2009年这个“进入新世纪以来最困难的一年”里，张家界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机遇。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积累，在协调市州发展方面，湖南已蓄积了足够的能量，尤其是张家界这一“湖南省改革开放的窗口”被提上了与长株潭城市群同等重要的位置上面，张春贤书记表示，要举全省之力打造张家界这一世界旅游精品。张家界的新型城市化、新型工业化以及农业现代化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撑。在这样的历史性机遇面前，张家界的解放思想运动当掘取一个与“最好的发展机遇”相匹配的“最深的思想空间”，用“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气魄践行科学发展观，谋求富民强市的第二次跨越。

　　张家界早期开发者、地方志民俗文化专家

　　陈自文：我们缺少当年建市时的那么一股劲

　　森林公园和武陵源应该合二为一，要通过各种渠道，要提建议，要呐喊，要把这个体制理顺，如果不理顺，我们永远掉在别人后面。我们只是呐喊人，谈我们的看法，只希望领导知道这件事，不急于等待解决，我们要让下面形成这种呼声，呼声有了，改变也就快了。

　　关键的关键，是现在我们缺少当年建市时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精神，现在没有哪个人愿意干这种事，都不关心，我们缺少一种创新精神，没有改变体制的那种打算。我们这样呐喊，不晓得有没有效果。现在景区管理体制有没有改变的可能呢?

　　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经济学教授

　　刘经慈：最大的解放思想是体制改革

　　最大的解放思想是体制改革，要重创新，观念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产品创新。

　　武陵源的设置在当时是不可缺少的。当时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别是旅游市场，对旅游资源的管理和认识没有目前这么到位。把分属于三个县的三块资源合起来，搞成武陵源，成为张家界市的一个支撑点，很有必要。当时这样做是对的。不这样做，没有好办法。当时，旅游市场刚刚兴起，整合旅游资源非要用政府手段不可。因此，成立武陵源区政府，我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个必然的过渡。过渡过后，就应该朝前走。朝前走，办法是有，那就是武陵源实行企业化、市场化，走这个路子。

　　现在是政府管旅游，这和市场要求不相适应，运作不怎么顺。用政府代替市场不利于旅游资源的配置。政府管理，成本就很大。目前，武陵源和张管处管理的范围已经超过了旅游资源本身，扩大化了，而扩大的部门与旅游资源没有关系。你管那么宽干什么?这个村子对武陵源的支撑到底有多大个用处呢?不想干的事管了，它没有只管该管的事情，管了一些不应当管的事情。所以，和今天的市场运作不相适应，和旅游资源不相适应。政府管理资源是对的，这种管理是引导、优化资源和市场配置，把它配置到最合理的地方去。

　　张家界景区管理体制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很简单。第一步，把武陵源区政府改成武陵源管理局，把张管处框进去。第二步，组建武陵源旅游集团，原来武陵源的班子不变，但是工作性质变了，因为它体制变了，市场化了。第三步，整体上市。张股公司是中国旅游第一股，但是年年ST，亏得一塌糊涂。把整个武陵源的资产注进去，整体上市，张家界的旅游产值在帐上可以做得很漂亮，在市场上很有吸引力，把张家界的旅游资源一起塞进去，什么都有了，钱也有了，形象也高了。这个办法操作起来很简单。

　　我们要市场化，市场化的标志就是进入市场。把自然资源整合后，整体上市，打造这么一个融投资平台，这也是张家界的出路之一，就是旅游这块的出路之一。当然也并不等于武陵源上市过后，张家界就能富市了，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讲，旅游这块，基本上到位了。上市之后就是动用整个社会的财力，我们这里要钱，那里要钱，如果武陵源真正搞成上市公司以后，董事长我们可以聘，全世界聘，我们跳出张家界一个小天地。

　　“旅游富市”，是绝对不可能的。假如张家界市政府把这个“旅游富市”作为一个口号去提，未尝不可，调动人们来从事旅游，口号提提可以，但是作为一种思维是不可取的。没有哪个市是因为旅游富起来的，泰山、黄山都没有。旅游是个很脆弱的产业，经不起自然、社会的风吹浪打，稍微风一吹，浪一打就出问题。如果一个市的GDP中，旅游所占的比例太大，那肯定穷得很，旅游比重大，其他产业比重就小。

　　我说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复杂是因为观念没有创新，你没有想到那里去;简单，就是想到这里去了，什么事都好办。在这里，我所强调的一点是，不要轻易否定过去，任何事情都是从昨天走过来的。

　　原大庸县县长

　　杨贵荣：旅游搞了还要搞工业

　　现在我们国家的财政相当富裕，省级还可以，县级除了经济相当发达的地方之外，特别是像我们永定区，县级经济是很脆弱的。我以前就写的有一个“吃饭财政”，实际上我们还做不到“吃饭财政”，是“讨饭财政”。财政自给率严格地说，连百分之三十还不到，其它的钱从哪里来呢，主要是转移支付、上级拨款。

　　我们整个张家界地区工业相当落后，最近两年才发展旅游新型工业，建市20多年，两区两县除了武陵源外，老三县的财政都很穷。为什么呢?工业上穷，以前，市里面是反对工业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最近反省了这个事，不要把旅游就死吊到一棵树上去抓，抓旅游就是旅游，光旅游养活不了三个县，也富不起来。卢溪曾是自治州里面最差的一个县，2004年我到那里看了，它那年财政收入到7000多万，我们永定区那年也才7000多万。卢溪好大个县呢?才20多万人口，那时候是最落后的，现在赶上了我们，它有什么呢?它没有旅游的，主要就是工业。张家界不找这个差距行吗?旅游搞了还要搞工业，其它产业也是这样，就是要有产业，除了旅游产业，还要有其它产业，用旅游产业带动其它产业是可以的。我们这里发展起来应该比其它地方有利的多，有许多有利条件发展产业，但是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像样子的大企业。过去老吊在旅游一棵树上，是个大失误。

　　张家界市政府副秘书长

　　田贵君：把张家界景区看成一个占地264平方公里的市属大企业，该多好

　　现行的景区管理体制，从行政成本上来说，不可取。张家界9516平方公里，160万人口，原来只要供养三个县级财政，现在却供养着五个财政：两区两县加市级。事实上还是六个，因为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实际上是一个准县级政府架构，它是独立于武陵源区的，名誉上它归武陵源区管，实际上它是独立的财政体系，也养了几千人，所以我们付出的成本很高。

　　当时行政区划这么设，有时代的局限性。当然不能说当时上级的决策是错误的，只能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还看不到这一点。因为这样搞有利于当时景区的管理，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和开发。当时确实问题比较多，大家都把建设一股脑儿地往风景区里面建，但是那个地方恰恰又是要保护的。

　　我觉得，如果当时我们眼光稍微看远一点的话，能够把占地264平方公里的景区看成是一个占地264平方公里的市属大企业，该多好。如果按照这个思想去看问题，那什么问题都好解决，哪怕市委常委去兼这个企业的董事长，我认为也是可以的。

　　我最头疼的就是我当市旅游局副局长的时候，那是九十年代初，我就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个体制的弊端。你比如说，景区设立了那么多的局，大家就得找事干，都想在这个风景区里面体现它的权威和行政职能，于是就拦在了路上，找导游验看暂住证、劳务证、健康证、计划生育证。十六七岁的小女孩说我还没有结婚，不存在计划生育问题，查的人说，没有结婚你就得出示未婚证。哪个部门办未婚证呢?旅游局检查导游的导游证就更不要讲了，这个导游证发放渠道也多了。区旅游局发导游证，劳动局发劳务证，森林公园管理处发导游证，后来不准他们发导游证，又变相改成“讲解员证”，还有什么工作证、轿夫证、挑夫证，部门都在那个景区里面搞管理。一查证，导游和游客就得停下来，游道就堵塞了。我当时看了非常着急，就和武陵源区的领导交涉这个事情，我说你们不该这样啊，查导游员的导游证是旅游行政部门的事情。你们就好比是商场，有人带了一帮客人来你商场购物，你还查这个人的身份，是坏人还是好人，是何苦呢?你作为风景区，你是卖景区的，只要人家带着客人来买你的门票，你欢迎都来不及，你怎么反而查人家，弄得人家不敢给你送客，你这不是自己害自己吗?问题是，它设了那么多局都要找事干，都要体现自己的权力呀!

　　整个景区的体制，我认为只要挂两块牌子，一块叫自然景区的管理委员会或者叫管理局的牌子，另外就挂一块公司的牌子。对景区实施保护和管理，就用管理局这块牌子;对景区的旅游业经营，就用公司这块牌子。我认为把它改成一个市属的占地264平方公里的一个大企业，是最好的、最简省的管理体制。

　　当时我们没有这样，是时代的局限。记得当时我们建地级市的时候，上级还要非得有两个区，只一个区不行，所以要再搞出一个区来。永定区变成城区了，但是它还管着几十万农民，管着几千平方公里的农村，它的主要精力就放到管农村工作上去了，根本就把城市撂在了一边。新成立的地级市因为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没有精力和能力管这个城市。这个体制设置我认为不合理。以至于到现在，我们不得不再三强调工作着重点向城市转移。

　　我认为要改，要改少，不主张改多，因为行政机构多，行政成本也就多，我们要花那么大的成本干什么呢?最简便的办法就是两个县，加一个城市区再加一个景区。景区就是一个占地264平方公里的大企业，不搞县级行政区的架构。这也符合精简的方向，至于干部，妥善安排就是。这样搞，也有利于旅游产业的高度集聚，而不是分散式布局。改了以后，景区收益不必再供养与景区管理无关的人头，按市场化按企业机制操作，科学管理，加上数字化，有一千人左右就行。于市城之外再造一座旅游城市的设想，不是那个人的问题，而是体制设置不当带来的问题。

　　黄龙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叶文智：张家界要想有大的发展，必须进行体制创新

　　我认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六千人的问题，体制不顺的问题，给财政的贡献率的问题，而且一些人养成了这些惰性的问题。一年这么多的门票收入为什么只给财政交这么一点点钱，这六千人在干嘛?

　　你比方说，武陵源核心景区这么好的资源，按照公司化运作，按照市场的制度，你说张家界的开发和建设还会这么缺钱?就是一个东西，纳进资本市场，或者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不说拿多了，拿20个亿回来没有问题。要有现代的经营理念和手段，来做体制创新，来适应发展的需求。

　　我的观点很简单，张家界要真正的建设成为一个国际化的旅游目的地，张家界要想有大的发展，必须进行体制创新，这是根本问题。你体制创新才能解决人才、资金的问题。张家界旅游产业的品质，即这个产业对就业的贡献率、这个产业对财政的贡献率，应该说还处在一个非常低级的水平。应该说我们张家界的旅游刚刚完成了这个产业雏形，这个雏形能否提质扩容、转型升级，制约它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体制创新的问题。

　　你说这种管理体制大家都看到了吧，两边都分，两边都抢，打个比方，像给了两个瓢子，看谁舀得快，没有向锅里面注东西，往下面再给它添火。这种情况肯定是不适合科学发展的要求的，制约它的是体制这个根本。

　　只要这个问题一解决，什么都好办。当然，解决这个根本问题的根本是他们首先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科学发展观，不是在报告里面、什么会议厅里面讲出来的，大家得从心里面、从思想上要有个根本认识。

　　关于张家界品牌不能统一的现状，这还是体制问题形成的啊。武陵源不可能打“张家界”品牌，张管处又不可能打“武陵源”品牌，市政府他又讲“张家界”。实际上在统一“张家界”品牌这个问题上很好办，以行政手段告诉大家，以后对外的营销策划归于一个公司、一个平台，比如由旅游局市场科或者由市委宣传部统一口径再对外发布，然后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制执行，如果以后哪个单位在新闻采访或者是在宣传资料上面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就以违纪论处，谁还出现差错，就进行违纪处罚，或者进行经济处罚。

　　张家界市政协会员

　　金克剑：武陵源的体制调整问题就是干实事的问题

　　对现存的武陵源和张管处的体制问题多年来一直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非议，多年前，我们就在探讨这个问题怎么办，包括前几年的市里的一些领导，我们都探讨过，有的领导忧心忡忡，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张家界的大发展是希望不大的。我们搞了二三十年的旅游，为此所付出的成本可以说是巨大的，以旅游为龙头，发展我们的地方经济，作为一种政策，一种策略，一种战略，不断地把这个观点强化。我们把旅游区做到这个份上了，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的付出和我们的所得比较一下，我只能说是可怜。我们搞了二三十年旅游，没有能力去发展我们的城市，导致我们的城市现在处于这么一种尴尬状态。我们随便看一看，从常德，再往前走，益阳、长沙，然后往东方、往南方、往北方走，任何一个城市，都在这十年十五年之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们付出巨大的成本代价，而我们最后没能真正地作用于我们的地方建设，确确实实，旅游对此没有做多大贡献，这是客观存在的事，不可能否认。问题的症结，归根结底还是个体制问题。这个体制问题一讲又很敏感，我有个想法，体制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到最后我们发现它不是成为我们发展的动力，而成为我们发展的障碍的时候，我们自己应该把这个障碍搬开。我们一旦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还不高度警觉，来回头看看自己的失误呢?那么我们的体制完成了第一个跨越，这个跨越就是把三足鼎立归为三国一统，风风火火地把这么一个一盘散沙的三个版块集结在一起，成为一种力量，然后打向世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体制的弊端逐渐把我们引向一个歧途。我们应该正视失误，我们要勇敢地站出来重新思考，我认为这个事是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也是符合我们哲学方面的一些基本观点的，他要变呐，变数变数，有变数就必须应对这个变数，说不定这个变数成为我们危机的陷阱，说不定变数是我们的一个机遇。

　　05年在政协大会上，我第一次提出来建国家公园，对武陵源和张管处实行体制大调整，并一直为此奔走呼号。08年，《张家界》杂志把我这篇文章刊发了出来，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就这篇文章，我自己收到的信息不下五十条，打电话的、找上门的，激动的向我商讨的，就有若干人。今年两会期间，我把它作为提案发出来之后，引起了两会代表的强烈关注，人大代表余大静同志，看过后通宵达旦，夜不能寐，组织一大帮人大代表签名，推动这个事，一批重要干部明确表态，这个观点是对的，不走这条路不行，人家是慷慨激昂，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了，应该放到一个重要的理事程序当中，应当进入我们政府的一种行政的层面而去讨论这个问题。我的提案不能立案，我感到很遗憾，我这样的题材为什么不能立案，难道我们张家界有比这个更重大的题材吗?!难道体制调整是参政议政的禁区?三十年来，中央所进行的一系列体制改革，不就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提出来的吗?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我们的思想解放，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从一种坐而论道、高谈阔论的空谈中落到实处来?真正地谈谈我们该干什么。什么叫真正的解放思想?解放思想的效果又在哪里呢?我认为说空话没有用，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半个多世纪以来，听的空话太多了，不想听空话，希望能够干实事。所以我认为，武陵源的体制问题就是干实事的问题。

　　张家界现在已经很疲劳了，非常疲劳，旅游市场疲劳，我们旅游市场疲劳到什么程度?除了恶性竞争以外，已经没有新的招数了。这里搞了一个新的文化景点，那里搞了一个新的景区，但是做来做去，我们最根本性的大树出了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抓本质的东西。武陵源和张管处的体制改革，体制调整，有人把它看作天大的难事，我认为恰恰相反，这个事，我们和很多的领导朋友，包括一些专家来探讨，我们一致认为，这个事是认识问题，只要动手去做，下决心去做，就没有什么很大的难处。

　　这个体制改革的问题，不是你我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大势所趋，形势所迫，现状所逼，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来推辞、来借故、来回避，我们只有正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