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从哪里杀出一条血路来(上)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继续向纵深方向挺进，“越是危急时刻越要深化改革”已成为上下共识。从年初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透出的信息可以印证，至少有十项改革已经排上了今年的日程表，覆盖范围之广，改革力度之大，近年来少有。2009年是中国改革的“重头年”。

　　多年来在政治修辞中少有创意的湖南则在两会期间，提出了一个令人备受鼓舞的“弯道超车”概念：加入“万亿俱乐部”的湖南要在“国际金融危机”这个弯道上实施“弯道超车”。

　　以此来看张家界。

　　2009年是被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再强调的“进入新世纪以来最困难的一年”，在湖南正在实施的“弯道超车”中，在重重困扰下，张家界将有何表现?张家界是否能够“杀出一条血路”来?

　　2006年，张家界的目标即已被确定为“世界旅游精品”，但张家界旅游产业与城市一起，正面临着升级换代、转型发展的艰巨课题。现实层面，整个2008年，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张家界旅游大幅滑坡，2008也成为继2003之后第二个让张家界人痛感旅游产业之脆弱性的年份。建市20年来，张家界的成就有目共睹，张家界的困难也是显露无遗，从景区到城市，从工业到旅游业，问题重重，困扰重重。这些疑问都需要在张家界“解放思想”的运动中去寻找答案，它们最终都落实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上面。

　　当下，“解放思想”以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运动正在张家界深入展开。笔者试从城市、旅游、工业三个方面拟就相关的话题，作一次解放思想的纯属务虚的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旅游立市：历史的荣耀与艰辛

　　张家界市的建立作为“市管县”改革大潮下的一个“旅游立市”的特殊案例，注定了它要走过一条坎坷、艰辛的道路。今日张家界在城市建设、景区管理等方面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都应当追溯到1982年的“市管县”体制改革：这一体制改革的初衷、我们的差距以及因为这一背离需要偿还的债务。

　　真诚、务实的反省是解放思想的前提。

　　历史问题有其历史原因，今日张家界在城市、景区、产业结构等方面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需要有一个历史的追溯。

　　今天看来，1982年在张家界城市发展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一年发生的两大事件作为今日张家界状况的最初策源，直接促成了张家界市在1988年的诞生，并预先设置了城市最基本的发展路径。历史的荣耀与现实的艰辛在这条道路上交相汇聚。

　　1982年，国家计委下发文件，批准张家界为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同年，中共中央发布51号文件，该文件作出“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领导县”的决策，提出地市合一，城市带动农村发展、实行“市管县”体制。“市管县”体制改革为张家界市的建立提供了基础格式，国家森林公园则表达出山林特色。正是有了1982年的这两个文件，张家界才能在全国性的“建市”高潮中应运而生。(1988年5月1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湖南省大庸市实行市管县体制的批复》，批准张家界建市。)

　　这两个文件都是“解放思想”的产物。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刚过，大庸县就雄心勃勃地提出要搞旅游开发，次年7月，大庸县成立了旅游领导小组。这在当时来讲，是一个新鲜事物，当时全国没有几个地方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发展旅游经济，大庸县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正是这一年，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就广东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加快经济发展问题向邓小平作专门汇报时，邓小平说，“办一个特区，可以划出一个地方来，叫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上世纪80年代，在第一代旅游开发者的努力下，当时的大庸县正是在莽莽丛林中砍出了一条旅游大发展的“血路”。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张家界的解放思想、共克时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市管县”政策的出台，则是国家出于宏观方面上的考量。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的时期，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提出实行地市合并的政策，以打破城乡分离，形成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新局面。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及省级政府不仅要拟定并下达各种经济社会计划指标，还要尽可能合理地分配各种生产数据和生活数据，承担社会生活的繁重事务。在运转负荷强度过大的情势下，政府不得不增加行政层次，以求减少管理幅度，减轻工作压力。1982年的51号文件下发后，中国兴起了建市高潮。而在此之前，除了自治州这样的民族自治机构外，中国市级政府作为五大班子俱全的一级实体政府机构是不存在的，连接省与县之间的是省级政府的派出管理机构——地区行署，他不是一个完全政府概念。

　　“市管县”体制改革的诉求目标是“城乡协调发展”，它要求建市的城市应当是一个带动能力强的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张家界之所以能够建市，在行政体制上，是搭上了“市管县”改革这趟时代班车。

　　但张家界建市的根本目的并不符合“城乡协调发展”这一“市管县”的改革初衷，而是张家界人常说的“旅游立市”。湖南省的常德、岳阳等市在“市管县”后，各县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张家界各县在建市后的发展速度就要相对的慢一些，原因就在于，如果单以带动各县、乡协调发展这一点上，张家界没有一个符合“市管县”改革条件的地域性中心城市。张家界能够建市，就在于“旅游”二字，在于“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的强劲驱动力。建市后，张家界城市工作的重心也当然地放在了“旅游”上面，“中心城市”的历史债务直到2003年才提上还帐议程，城市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还是在2007年。

　　杨贵荣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任大庸县县长，亲历了张家界建市的全过程。虽然现在早已赋闲在家，但对张家界的经济发展一直非常关心。他认为，张家界建市后，由于自身实力不够强大，下辖两区两县以后，无法对县域经济进行带动。

　　杨贵荣的关注落实在一些非常具体的数据上，比如地方财政收入。1988年以前，大庸县在自治州10个县里面，财政收入排名一直稳固在前三位，2008年，永定区(老大庸县)的财政收入是1.63亿，而同期自治州最小的县卢溪县的财政收入是2.26亿;1988年前，慈利县在常德地区与石门县的经济状况一直是旗鼓相当，2008年，慈利县财政收入是2.02亿，而同期石门县的财政收入是2.96亿。汪洋在任重庆市委书记时说过，重庆得做“三个比较”，一个是在纵向上，跟自己的过去相比;二是在横向上，与同区域兄弟城市相比;三是跟自己的目标相比。张家界建市20年来，纵向上，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大发展;横向上，兴起了一个武陵源，但各县在各自抽出一块组成武陵源后，却与兄弟城市拉开了距离，是小发展;与自己定下的城市目标比，还隔着遥远的距离。

　　在中国“市管县”的改革中，一些不符合建市条件的地方因为中心城市缺乏带动能力，市不仅帮不了县，还要跟区县争利。这种现象在张家界表现的比较充分。张家界第一任市长肖征龙曾坦言，在其任内，市区关系一直没有理顺，这是他10年主政张家界期间的一大遗憾。在这样的一种无奈的境遇下，张家界有限的财力物力又必须优先保证景区开发与基础设施这两大块，城市在建设、管理主体不清晰的情况下被忽视，城市建设欠账累累，严重滞后于景区的开发建设。随着武陵源旅游产业的初步成型，在现行景区管理体制下，市区争利现象在武陵源也有所表现，宝峰湖与黄龙洞这两个景点是最具代表性的，2008年，黄龙洞公司回购中国大通公司股权一事受阻，即有市区博弈的因素在里面。

　　今天，人们回过头来，应更能理性地看待今日张家界的现象：张家界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历届政府主事者只能在“披荆斩棘”中艰难地行进。张家界必须耗费相当的时间补上“中心城市”这门课，20年发展就是一个补课的过程，鱼潭电站、荷花机场、当年的武陵高专(现在的吉首大学张家界分院)、祥龙酒店、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旅游接待设施都是在一种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建设起来的，甚至一个商业大楼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四年建设历程。同一个建设项目，在张家界，人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张家界市的建立作为“市管县”改革大潮下的一个“旅游立市”的特殊案例，注定了它要走过一条坎坷、艰辛的道路。今日张家界在城市建设、景区管理等方面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都应当追溯到1982年的“市管县”体制改革：这一体制改革的初衷、我们的差距以及因为这一背离需要偿还的债务。

　　景区管理体制改革：张家界最大的解放思想

　　现行的张家界景区管理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副毒性很强的历史药方”，20年前，这副药方彻底割除了武陵源“三分天下”的毒瘤，类似“3•17案件”的重大恶性事件从此绝迹，开创了20年张家界旅游大发展的新局面。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副药方的毒性开始显现出来，它已经成为张家界在第二次跨越中必须得越过的第一道跨栏。

　　解放思想必须体现在制度改革上

　　解放思想不是空谈，关键要取得实效。进入09年以来，张家界各个媒体竞相推出人物访谈类栏目，尽管其中不乏真知卓见，也不乏具体务实，但总的来讲，仍是流于玄想、清谈。玄想误市，清谈误市。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说，“解放思想最重要的是改革，特别是制度的改革，要有一些突破性的改革举措。否则，解放思想只是一句空话。”“解放思想必须去做，必须体现在制度改革上，要增加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

　　2008年，全省上下一致拉练“解放思想”运动，张家界的“解放思想”如何“运动”?

　　回顾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轮解放思想运动，它有三个特点：一是有一个相当具体又相对务虚的话题——“真理的标准是什么?”;其二，有相应的话语平台——从中央到地方，均有主流媒体的参与;其三，它是“雷区”般的存在——它图谋消融“两个凡是”的森严堡垒。

　　张家界的“解放思想”要“运动”起来，需要寻找突破口，也须具备这三个条件。

　　2007年，张家界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这一改革因为其他兄弟城市已经作出了榜样，是属于有成熟经验和操作模式的改革。一般来讲，慢一步的改革能够让人们有足够的时间作好改革的心理准备，这样的改革，阻力小、成本低，但其解放思想、涤荡旧观念旧事物的作用也被相应降低。另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在张家界这个城市，因其总量、规模、传播等因素，它对解放思想的拉力并不是很显著。

　　在“制度改革”这一点上，“景区管理体制”符合上述三个条件：多年来，它被许多官员们视作雷区般的存在;先期进行的学术性探讨又让它相对务虚，避免了特定群体从一开始就作出强烈反弹;在话语平台这一点上，既有政协、人大这样的言论平台，也有新兴网络媒体的支撑，广泛的民意表达也将促使主流媒体的深层介入。

　　可以说，“景区管理体制”是张家界“解放思想”一个不错的“运动场”。2005年，政协委员金克剑第一个在政协会议上抛出这个话题，引发强烈反响。2009年元月两会期间，金克剑再次以《建立国家公园，为张家界创造第二次崛起发展的机会》为题，向市政协递交提案。人大代表余大静与20余名工商界人士联名以《建立张家界国家公园，加快我市由旅游大市成为旅游强市的发展进程》为题，与金克剑作出呼应，由于种种原因，政协及人大均未予以立案。

　　尽管没有立案，但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已经率先发声，他们的思考应该传递到更为广泛的民众层面，无论他们设想的技术操作策略是否可行，人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有关景区管理体制的探讨首先是一场解放思想的运动，它需要各方话语力量的协力围合。

　　自2007年以来，以“四路”改造为兴奋点，以张家界公众论坛为平台，民间层面的话语力量被激活，这是张家界在过去几年来的一个重大收获。然而，体制内精英更多地依然处于一种寂静无声的状态，是草根层面更加具备远见卓识吗?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在张家界，体制之内才是群英荟萃之地，只不过，他们没有发声，他们缺乏一个相应的表达的阵地。

　　3•17案件——水绕四门纵火案的前前后后

　　1987年3月17日，慈利县索溪峪镇与大庸市(县级)的协合乡为争夺水绕四门旅游资源而发生的特大纵火案(简称3•17案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多万元。案发后，《湖南日报》以内参形式将“3•17案件”上报，惊动国务院。3•17案件促进了张家界旅游资源从“三分天下”到“一统武陵源”的最终形成。

　　在3•17案件之前，武陵源的大事记是：

　　1978年8月，湖南省林业厅的记者走进武陵源，写下介绍武陵源山水的第一组文章。1980年1月，著名画家吴冠中在《湖南日报》发表《养在深闺人未识——张家界是一颗风景明珠》的文章，赞美武陵源“不让桂林，媲美黄山”。1981年秋，香港著名摄影家陈复礼举办的青岩山自然风光图片展览，“引来各界人士云集，万头攒动，盛况空前”，轰动香港和东南亚。由此，武陵源揭开神秘的面纱，走出了深闺。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为武陵源旅游业发展带来契机。1980年7月，大庸县成立旅游领导小组，开始对张家界林场风景资源进行考察并初步制定开发建设规划。1982年3月，桑植县委、县政府作出开发天子山风景区的决定;4月，慈利县成立开发索溪峪旅游资源领导小组。继而，张家界、索溪峪、天子山分别被批准为国家森林公园和省级自然保护区。至此，分属于大庸、桑植和慈利三县市的武陵源拉开开发建设、发展旅游的序幕。

　　发展旅游的开发建设一起步，武陵源就显露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美好前景。与此同时，纠纷开始出现，三个自然一体的风景区被两个地市和三个县市行政分割，导致相互争地盘、争资源、争客源、争项目、争资金的地域矛盾和纠纷，乱建、重建和各自为政的对外宣传，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巨大浪费。

　　1985年初，在省政府和各方人士的努力下，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题写“武陵源”，为武陵源风景区的统一奠定基础。

　　1985年3月25日，在湖南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上报的《关于加快武陵源风景区开发建设的请示报告》中，“武陵源风景区”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省政府的正式文件上，并首次向国务院提出把武陵源划为统一的“特区”。

　　在317案件之后，“三分一统”加速成型：

　　1988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到索溪峪、张家界视察，对省委、省政府向国务院要求统一武陵源区划的意见表示赞成。乔石的武陵源之行，对于大庸地级市的建立和武陵源风景区的统一、开发和建设，以及以旅游为龙头，以农业为基础的建市方针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1988年5月，国务院批准建立大庸地级市和县级武陵源区。武陵源风景区的统一、开发和建设的史册，从此翻开新的篇章。

　　6年后，即1993年，“三分一统”的武陵源风景区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遗产”称号。在此之前的12年，即1982年，张家界国营林场获得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的殊荣。

　　12年里，从“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到“世界自然遗产”，“3•17”案件在其间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

　　22年后，我们翻出这一历史的创伤，在血与火的钩沉与反思中，我们发现，我们正处于当年的类似起点上，我们面临着同样的一个问题：体制性问题。

　　当年的3•17事件后，“三分一统”的创新体制让张家界用20年时间完成了从旅游资源大市到旅游产业大市的大发展，20年来，这一体制活力逐渐耗散，惰性逐步沉淀,它变得臃肿而沉重，它让人们不知所措，徘徊、尴尬，甚至就连谈论它都让人觉得沉重。但人们终要直面现实,前人已创榛辟莽，后辈当承传庚续。

　　被掘空的大山

　　张家界三千奇峰，每一座山峰都可谓一座财政大山，它们正被“体制”挖掘。这种挖掘是合法的，景区管理体制对景区的挖掘被体制本身合法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合法化。

　　20年前，景区管理体制曾经是历史前进的制度推手，如今，它们已经成为一种制度障碍。

　　面对今日城市建设在资金上的困顿局面，人们要问的是：张家界开发建设20年来，三千座财政大山究竟贡献了多少?这一贡献是否达到了最大化?为什么城市建设资金会如此捉襟见肘?张家界倚仗的三千大山都干什么去了?

　　金克剑在文中提交的一个数据是：“从2001年到2003年，3年中两地(武陵源和张管处)体制内上交市财政仅为1190万元。”另一个数据是，2003年，两地的管理人员和员工总数高达“4197人”。据其测算，时至今日，近6000人的员工队伍让武陵源不堪其负，按照他的测算，如果创新管理体制，只需要600人，多余的5400人是个什么概念?假设每人每年平均4万元，那么总额就是2.16亿元。在张家界，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对此，我们不能说三千大山被特定利益群体绑架，导致这一状况的根源乃是体制，是景区管理体制的滞障。

　　张管处的辉煌

　　今日武陵源景区管理体制的困境，尤其是张管处与武陵源区的二元分治，其根底，部分源于曾经的辉煌。比照张家界的另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即可发现，辉煌也会成为一种阻力。如果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在天门山景区的开发中有过巨额的资金投入，那么，天门山景区的管理机制将会比现在要复杂得多。多方投入在早期自然是好事，但景区相对成熟后，就会带来多头管理的问题，在多方利益博弈中，机制设计只能是多方妥协的结果。

　　在武陵源取得“世界自然遗产”这一桂冠之前，整个武陵源范围内最耀眼的金字招牌是“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这块招牌属于张管处，它在1982年拿到手上，这顶桂冠的打造可追溯到1958年的张家界国营林场，即张管处的前身阶段，当年27岁的刘开林带着他的部下用那个时代特有的激情，用近30年时间“绿了青山白了头”，奠定了“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的基业。

　　今天，我们回头检索张家界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史会发现，每一次张家界的突变飞升，均是在体制上获得了重大突破，张家界跳跃式的发展路径其全部奥秘就在于解放了思想，抓住了历史的机遇，取得了一个个制度进化上的拐点。如，张家界作为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的建立，打破行政区划的张家界市的创立，武陵源的三分一统，联合国自然遗产保护区的确认……

　　1982年，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的建立是国家林业管理体制的重大创新，张管处的建立是这一创新的制度落实，同时，它还建立了一条从林业部——林业厅——张管处这样的一条投资路径，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作为林业部林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样版工程、样版公园，在张家界的早期开发阶段，这一路径发挥了重大作用，单说1991年的第一届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来自于国家林业部门的投资一举解决了张家界多年未能解决的交通、能源、通讯等问题。

　　林业部门对武陵源的巨额投入铸造了张家界的辉煌，同时，也树起了一道高高的制度变革门槛，令后人望而生畏，谈“变”而色变。1988年，武陵源三分一统，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但没有人能跨越这道门槛，将张管处有效地分解组合，最终，挟着历史的殊荣，张管处以“一字并肩王”的形式与武陵源并驾齐驱。

　　张管处的辉煌源起于刘开林、江勤诺等拓荒者的人性的光辉，固化于体制的创新，鼎盛于制度活力的焕发，退化于制度活力的衰竭。在中国社会的大转型中，这一衰竭来得太快。

　　是什么引发了“世纪大拆迁”

　　“世纪大拆迁”常被人们比喻为“壮士断腕”。

　　一只浸透毒液、灌脓糜烂的手掌在医治无望的情况下，病者挥刀斩去，是谓壮士。张家界曾经做过这样的壮士，1999年到2001年，耗资近三亿的大拆迁将20多年来人们在景区构建起来的建设成果大规模拆除，武陵源亦为之背上了沉重的财务负担。

　　壮士之壮，在于对糜烂腐败、陈旧事物的绝决。如果有一个人，在断腕后，过了不久即发现毒液还残留在断臂内，为保命，他又将整条胳膊截去;又过了几年，毒液又在脚上出现，他又去做截肢手术，如此数十年过后，此人四肢尽失，当初的断腕“壮士”不再悲壮，他成了一个废物，他的故事也就成了一大笑话。

　　金克剑在其文中指出，2008年4月7日，在省政协“新型城市化课题调研”汇报会上，张家界市又一次提出请求省里支持武陵源核心景区实施第三期房屋拆迁及居民搬迁安置的工程项目，共需资金3.75亿元。

　　拆迁是为了保护，“景区城市化”是导致“世纪大拆迁”的直接原因。但在“景区城市化”的背后，又是什么呢?金克剑在提案中将其归结为“由现存两大行政机构所带来的后果”。此一论断一针见血，大拆迁的深层症结正在于此，在于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与武陵源行政式景区管理体制的深层冲突。体制不变，则拆迁不止。

　　建市20年来，一个令人不争的事实是，一场以强化景区管理为取向的改革，在取得最初的荣耀后，已经同改革的初衷渐行渐远。大拆迁中暴露出来的“景区城市化”问题既可视为城市的扩张，也可视为有中国特色的景区扩张。在城市与景区的互动中，“景区城市化”是坚决加以扼制的现象，而“城市景区化”则正是张家界努力的方向。

　　武陵源的尴尬

　　在世遗保护与管理体制的深层冲突下，武陵源行政机构陷入一种尴尬的境遇。

　　在武陵源，有官员称“武陵源不建设好不行，这说明我们这些当官的都是吃干饭的;武陵源建设好了更不行，我们对不起子孙后代。”这句话将武陵源的尴尬与无奈坦露无遗。

　　未来20年，中国都将处于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在东部城市，城市化的主体力量是工业;在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更多的是靠市县级地方政府来引导、加速。武陵源区行政机构的创设目的是建立一个“三分一统”的景区统一管理机构，但“城市化”这种历史性的潮流很快就将“景区”淹没。正如金克剑在其文中所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虽深知症结之所在，但他们不可能来干涉中国的内政，他们只能望洋兴叹，事情的解决只能靠自己。

　　张家界以旅游立市，20年多来，武陵源已经被数次推倒重来。

　　2004年，武陵源开始提出“二次创业”，时至今日，武陵源的“二次创业”仍在徘徊当中，这一徘徊正是武陵源体制性尴尬的显现。一些官员认为，武陵源需要二次创业，但不是在旧的体制内，而应当是在体制变革的基础上进行，否则，二次创业将引发三期拆迁，三次创业将引发四期拆迁，如此这般，无穷尽矣……

　　要改造更要改革

　　2006年，张家界对城市口号进行了更换，提出要“打造世界旅游精品”，2007年8月，“四路综合改造工程”轰轰烈烈地启动，四个月后，工程完结，整个四路为之焕然一新，民心亦为之一振。但令人扼腕的是，尽管省委省政府提出要举全省之力建设好张家界，但进入2008年后，国家银根紧缩政策使张家界的城市大建设陷入艰难境地，5月地震，8月奥运，随后一场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张家界旅游业在08年掉入全民疑虑。

　　人们常说，危机亦是机遇，机遇何来?关键在于才胆识力。

　　对于张家界来讲，尽管旅游业的短期效益遭受沉重打击，但国家金融政策从一个极点摆向另一个极点也为张家界的城市建设带来新的机遇，银根紧缩的坚冰在短短几个月内即告消融，这是国内宏观环境最为宽松的时刻，国家为启动内需投入的巨亿资金成为张家界城市与旅游双双升级换代的巨大风帆。

　　招商引资成为重中之重。今天的张家界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必须诚实地检讨自己，在张家界的产业界，无论是哪一个产业，农业、工业、旅游业、房地产业……我们必须正视一个基本的事实，发展是硬道理，硬发展没有道理。20年来的张家界发展，它的主调是“和谐变革”，但另一种“野蛮生长”的声音总是不绝于耳。在20年和谐变革的同时，我们也同时在暗地里书写着一部“野蛮生长史”。有企业主说，“上面很好，下面好狠;来是外商，去是内伤。”此话可谓这部“野蛮生长史”的最佳批注，历界政府主事者为招商引资殚精竭虑，可一旦外商入境，进入实际运作程序，各职能部门为部门利益，为个人私利，索拿卡要层出不穷。如此这般诸侯坐大，何以谋事?

　　旅游业的短期效益受损，正是关注长远利益的时候;诸侯坐大，商业环境、行政环境污染，正是正本清源的时候。这一切均指向改革。渐进式的改良主义在张家界打造不出一个“世界旅游精品”出来。当下，我们正在做的是“改造”。“四路”是改造，“穿衣戴帽”也是改造。2009年1月15日，《南方周末》重版推出《“奇官”罗崇敏》，罗在访谈中说：“改革的设计者必须是精英，推动者必须是人民大众。”2007年底，是张家界民议最为炽热的时期，“精英”与“人民大众”俱已出场，但可惜，当资本的链条在08年初的金融紧缩中被掐断，人们似乎无策束手。

　　“世界旅游精品”只能在全面的刷新中到来，张家界需要一场货真价实的改革，“世界旅游精品”也在召唤一场货真价实的改革。改革是一场攻坚战，在这场战役全面发起之前，担当改革设计的精英会选择一个适当的突破口――“景区管理体制”是否会成为此役攻坚的一个聚焦点?

　　最后的时间表：“省管县”改革前瞻

　　有关张家界景区管理体制的探讨还需要对中国行政改革作出相应的回顾和前瞻。

　　任何一种制度设计作为历史的选择，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说是“一幅有毒的药方”。它是时间性的，是历史的。张家界景区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性工程，无论人们作出哪一种制度设计，都应当尽力避免“今人服药，后人中毒”的情况再次发生。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管县”将向“省管县”回归。根据中央部署，地方省市行政机构改革将于2009年上半年大面积展开。2008年9月国务院在出台指导地方改革的配套文件中明确强调，地方要利用这次机构改革，更大地探索大部制，更大地探索省直管县。据相关媒体报道，2008年底，全国2000多个县中，有24个省的818个县已动及“市管县”这个既有体制，今年3月，湖南邻近省份江西省的80个县(市)已全部实行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

　　“省管县”思路日趋主流化，最终使得地级市建制的变革与存废问题跃入公众视野。当地级市建制的存与废都已成为一个问题时，张家界景区的体制变革，必须慎之又慎，尤其忌讳将这一问题无限上升，最后搞到一个自己都控制不了的盘面上。

　　未来10年，张家界将迎来“省管县”这一体制改革大潮，今天，处在变革前夜，如果人们只看到现行景区管理体制上的种种弊端，而无视大背景下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潮流，将问题扩大到张家界地方政府不能掌控的高度，那么，我们的“变革图强”有可能是又制作出了“一副毒性很大的药方”出来，它能够在短时间内医治好体制性创伤，但是，一旦变革大潮到来，我们将陷入到一种更为尴尬的境地，韶山景区(省管)就是一个借鉴。

　　但现行的景区管理体制不改革显然也是不行的。省管县，从财政体制到行政体制，尽管还有相当的路要走，但已是大势所趋，张家界景区管理体制的调整应当抓紧时间，抢在“省管县”改革之前调整到位，这可视之为最后的时间表，否则，一旦大潮涌来，矛盾重重的武陵源景区就可能问题上缴，由省里面作出部署。当然，我们相信，转型期内，在中央、省、市的利益博弈中，无论是哪一级行政主体都不可能无视地方利益，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显然有更大的话语空间。